专家称中国县一级环保局长最难干
“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2004年以来的28起影响恶劣的突发环境事件中,被问责依法查处的330名责任人,其中环保部门有关责任人就占到17.3%。最新的例子是,湖南浏阳镉污染事件中被停职的浏阳市环保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以及市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大队原大队长。
这就是被环保部副部长潘岳称为“环保战场的最前沿,环保事业的根基和命脉”的基层环保部门普遍遭遇的境况。多年来,力图给予地方全方位环境保护的地方环保部门,却很难找到有效的“自保”法门。
环境保护部于最近首次召开的基层环保论坛,折射了这个中国环保的最高权力机构,正寻求改变积累已久的体制问题,掀起一场基层环保改革风暴的决心。
执法窘境:招商·合谋·保驾
“中国县一级的环保局长是最难干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中国人与生物圈委员会副秘书长蒋高明分析说,虽然业务上受上级环保部门主管,但环保局长职务却是县委和县政府任命的。这样在工作中,县环保局长就必须按照地方政府领导的意志办事。
一些地方领导虽然也要环境,但更想要的是GDP。“招商引资是县一级政府的头等大事。别管污染不污染,只要有人来投资,只要投资经费划到了地方财政账上,先落地再说,出了事是以后的事。”蒋高明说。
环保局变成了“招商局”,毫无疑问,污染再大的项目也会在这里一路畅通。而事实证明,很多污染事件的发生就是因为项目审批把关不严格、执法监管不到位、环保设施不健全、环境管理不严格造成的。
“今年山东临沂发生的两起砷污染事件,第二起砷污染事件在第一起砷污染事件处理之后不到100天就发生了。”环保部应急中心调查一处副处长刘相梅称,这说明有环保部门自身存在的问题,没有把好执法控制关。
“一些环保部门确实对当地污染企业无能为力。”江苏省仪征市环保局前任党组书记侯宜中说。今年5月,侯宜中因一篇《环保局前党组书记4年来举报当地污染企业未果》的文章而声名鹊起。
“首先是企业环保意识不强,爱玩躲猫猫捉迷藏,其次是我们的对手比较强大。”侯宜中说,有些污染严重的企业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污染处理设施少运营甚至不运营,偷排污染物,与执法人员躲猫猫。
侯宜中还发现:“现在的环保发展态势拴不住老虎,打不着老虎。”有处罚条款但操作性不强,即使处罚有规定,但处罚的数额太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
有调查显示,环保部门要查清楚一起偷排案的成本,大概是其所能处罚污染企业的款额的数十倍。所以面对企业的违法行为,环保部门通常显得势单力薄。
而即便是数额并不大的罚款,企业也未必肯交。
山东微山县环保局局长于恒启告诉记者:“要是交通违规,摄像头把车拍下来,罚款单寄到这个单位,这个单位就得乖乖把钱交上,但是环保部门征收排污费时,跑上很多次,企业都不会交。”
“环保执法人员常常被挡在企业大门之外,因为没有统一的制服。”于恒启说。
一些基层环保局反映,有些污染排放相关的标准滞后,有时候污染横行,环保局却爱莫能助,因为环保标准明显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在很多人的思维中,只要出现污染事故,环保局长一定要受到牵连,或者受到追究。这就给人造成错觉,就是环保局长要为环境污染负责。”安徽省阜阳市环保局副局长史春称,环保局长在社会上被认为是高危人群,环保也被称为高危行业。
到底谁应该为环境污染负责呢?史春认为,要区分不同的情况,实事求是依法确定。比如,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引进了不该引进的重污染企业,造成污染了,地方政府理所应当承担责任,政府主要负责人就是造成环境污染的责任人;因环保部门管理不善或者检查不到位造成的污染,应该由环保部门负责;企业故意排污,当然要由企业负全责。
“重压下的妥协!”江苏省射阳县环保局鲁立中用这句话来描述基层环保的窘况。“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在地方政府的重压之下,环保部门只能妥协。”
鲁立中告诉记者,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环保部门要处罚一些重大违法行为,必须要经过地方有关领导同意,就是到企业履行正常的环境检查义务也要经过相关部门批准。
“更何况,在经济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环保部门还担负着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任务,也就是说,猫和老鼠就成了睡在一个窝里的兄弟。”鲁立中称,在这种情形下,有些环保部门与污染企业沆瀣一气,为其通风报信,提供庇护。
内功不足:四靠·缺钱·缺人
统计显示,进入“十一五”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加强基层环保能力建设,仅2008年中央投资支持基层环保能力建设的资金就达34亿元。近两年来,在中央投资的带动下,环保能力建设资金超过150亿元。
据环境保护部介绍,上述资金投资到位后,全国将拥有污染源监控中心363个,新增36个水质自动监测站,配备执法车3900辆,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信息传输系统和3个数据分析平台。
但环保部有关人士同时表示,目前在基层环保系统中,仍普遍存在“废气靠闻、废水靠看、噪声靠听、废渣靠摸”的落后现象。
四川省广元市环保局办公室主任张厚美称,目前基层环保部门中,“人员素质与监测事业发展要求高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他举例说,“5·12”大地震后,国家加大了对地震灾区环境监管能力的投入,投资额高达1610万元,有很多设备都是国外最新的产品,需要有较高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平的人员才能操作。而近10年来,当地的监测站都没有进过一名专业技术人员。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广元市环保部门只好从四川大学、四川农业大学等高校聘用环境监测专业的大学生负责掌控重点污染源监测和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的操作。
而这种情况越到基层情况越糟。上海市宝山区环保局副局长潘健民反映,在乡镇层面,环保工作人员是由镇政府指派的,很多人是安全和环保合二为一。“比如环境污染源普查的教材,他们就像看天书一样根本看不懂。”
张厚美还反映,基层环保部门“人手少与任务重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以广元市为例,环保机构队伍建设相当滞后。广元市四县三区环保机构队伍中,没有一个独立行政一级局,只有旺苍、苍溪建有环境监测站。全市环保工作人员仅289名,县区环保工作人员与人口总数之比为0.62:10000,每223平方公里仅有1名环境监察执法人员,比例为0.45%;每41917人中仅有1名环境执法人员,比例为0.0024%,平均每个执法人员要担负3个乡镇的环境监管工作。
由于缺钱,缺人,“很多环保领域目前还处于混乱、分离或无人监管状态。”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环境保护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马中说,如农村环境保护已经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却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管。特别严重的是,占我国国土总面积15%以上的资源保护区的环境至今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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